余秋雨：借住何处
从爸爸的一叠借条，我想，人生在世，免不了向外界借取，包括向自己不喜欢的群落。
一个男人，要把家庭撑持下来极为不易，更是免不了常常要发出索借之声，伸出索借之手。
他向大地索借着儿子的生命支点。
而我，却以为是自然的生命过程。甚至，以为是自己努力的结果。
这些年，爸爸很少接触媒体，却从看病的医院里知道了我的一点点社会知名度。他并不为这种知名度感到高兴，但由此推断出上海这座城市对我的重要性，心里踏实了。
我给过他一本《文化苦旅》，他因眼睛不好，读读放放，并不怎么在意。平日就塞在手提包里，有时去公园闲坐时拿出来翻翻。有一次他去医院检查身体，完事后穿衣理包，准备离开，看到几案上有这本书，就自言自语说：“真是糊涂了，刚才怎么把这本书掏出来了。”正要伸手去拿，医生笑着说：“老先生，你搞错了吧，这是我的书。”
爸爸一时没回过神来，说：“没搞错，这是我儿子写的嘛，你看这署名……”
这事的结果，当然是他受到了格外的尊重，而且这位医生请他带着那本书回来要我签名。以后他每次去看病，都有医生、护士事先准备好一叠叠我的书要我签名。这实在有点把他闹晕了。
他想，在那些书上，我签名时还写着请那些医生、护士“教正”，那就应该由我赠送才对，否则很失礼。于是，他到书店去了。
“有没有一本叫《文化苦旅》的书?”他问。边问，边递上一张他事先写好的纸条，上面就写着这个书名。他觉得这个书名用上海话一念，声音完全含在嘴里了，别人一定听不明白。
书店职员没看纸条，随口答道：“卖完了。但他新出的书还有，要哪一本?”
爸爸怯生生地问：“新出的?叫什么?”
书店职员从书架上各拿一本放在他面前，他也不看内容，只要看清楚署名确实是我，就把那一堆都买回来了。我下次回家探望，他很不好意思似的推在我面前，要我签名，然后送给医生、护士。
可以想象，真正不好意思的是我。我问清了这些书的来历，便说：“爸爸，要送书，问我要，何劳您自己去买?”顿了顿，我又尴尬地解释道，“这些书，怕您和妈妈看着累，我没拿过来，也没告诉你们。”
我心里在自责：真不像话。
但从此，爸爸关照几个弟弟，报刊上有关我的消息，拿一点给他看看。
那天回家，爸爸拿出一本杂志，不知是哪个弟弟送去的，上面有我的一篇答记者问。爸爸指了指他做了记号的一段，问我：“这话，记者没记错吧?”
我从来不在意报刊上有关我的文字，拿过来一看，是这样一段对话──
问：请问余教授，对你写作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书?
答：小学语文课本。它让我认识了毕生阅读和写作中的绝大多数汉字。
问：再请问，对你思维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书?
答：小学数学课本。它让我知道了一系列最基本的逻辑常识，至今我们还常常为这些逻辑常识而奋斗。
我记得说过这样的话，记者没有记错。
“都是小学?”爸爸问。
我当时没感到爸爸这个问题里包含着什么，只随口答了一句：“那是一种性情中语，倒是真话。”
过后不久，我小学的同班同学沈如玉先生来上海，爸爸、妈妈都认识他。他现在担任家乡的教委主任，专程赶来 ，问我能不能在母校留下更多的印迹。
我立即推拒，认为在母校，任何人都只是编排在原来学号里的那个普通学生。
如玉说：“你想岔了。家乡那么偏僻的小地方，能让你在名声上增添什么?乡亲们只是想借着你的例子，鼓励乡间孩子读书罢了。”
这就很难推托了。我想了想，对如玉说：“这样吧，找一块砖石，嵌在不起眼的内墙一角，上面可以刻一排与我有关的小字。”
“你拟一句吧!”如玉说。
我拟定的句子是：
在这道矮墙里边，有一位教授完成了他的全部早期教育。
如玉把它记在纸上了。
爸爸在边上不解地问：“全部?”
我说：“是的，全部。”
但这时，我看到了爸爸沮丧的眼神。
他一定在奇怪，他只是让我在乡下借住了九年，后来我已经在上海生活了几十年，即便也算是“借住”吧，为什么总是对上海那么吝啬?
在这一点上我丝毫不想与爸爸憋气，只是因为这个问题关及一个人文化心理结构中的某种基元性沉淀，我一时无法向他说明白。
也曾有几次坐下来想说了，却很难开口，因为这些年一些上海文人正在以“最上海的方式”一次次驱逐我。
什么叫“最上海的方式”呢?那就是，这些年全国围着我掀起的一次次大批判浪潮，乍一看几个干将全在外地，北京、长沙、武汉、太原、深圳，但所有的提线者却在上海。
全都是上海的市井文人。态度看似温和，全以朋友相称，甚至称兄道弟，小鼻子小眼，低眉顺眼，偶尔挤眉弄眼，却绝不会横眉竖眼。他们时不时在报刊上抛一点闪烁其词的“材料”，作一点阴阳怪气的“规劝”，等到终于引逗出了外地的叫骂声、杀喊声，他们微微一笑，准时下班，在碗盏间发几句超然之论，然后盘算起做小官、赚小钱的俯仰之道。
上海也有不少人厌恶这些市井文人，但更多的是旁观者。旁观者也能大致判断事情的真伪是非，但更希望事情的延续，尤其希望看到像“马桶车撞奔驰车”这样有趣的事情的延续。在这种群体气氛中，一个文化人很容易躲入庸常而换取安适，却不容易凭着创造而长久生存。上一个世纪的前半期，上海曾来过一些大格局的创造者，看中的是上海由租界而引发的国际多元文化生态，而不是看中“海派文人”这么一个湿腻腻的头衔。如果上海文化什么时候不再具备创造者的人格温度，不再以现代产业运作的方式保持自由广纳、冒险开辟、无界发散的态势，那么，即便有再多的设施和排场，也失去了灵魂。
上海在我的中学时代有教育之恩，因此，不管后来我在这座城市受多少罪，挨多少整，经多少咬，也总是默默忍受，只顾以更多的劳作来为它增添一点文化重量，作为报答。十多年前在全国各地考察时深知上海名声太差，还写了一篇《上海人》力排众议，肯定上海文明是中国近代以来最有容量，也最有潜力的地域文明，并为精明而畏怯的上海市民鼓劲打气。后来，我又一再论述，上海人应从小市民而转型为大市民。这些年随着上海的经济发展，情况已经大有改观。但几经折腾我已明白，自己虽然仍然喜欢这座城市的建设管理、衣食住行、生态气息，而在文化上，我与它有很大隔阂。因此这些年来除了探望爸爸、妈妈，已基本不去。
现在，连爸爸也离开了，只剩下不断用家乡方言叹息着“寂寞”的妈妈，留在那些街道间。
直到爸爸临终，我都无法向他解释，他当初把我带到上海来这件事，包含着多少生命的悖论。这种悖论并不艰深，叔叔在年轻时已经领悟。
其实爸爸也领悟了，最雄辩的证据是，他不想让这座城市里的任何一个“朋友”来参加自己的追悼会，他没有留下一份与这座城市相关的通讯录。
那么，就开一个家庭式的追悼会吧。
家里人、亲眷、家乡人，再加上我们这几个儿子的朋友。
追悼会的主要内容，是在一架大屏幕上映出爸爸从少年到老年的代表性照片，特别要仔细地映出他藏在抽屉里的那一大叠纸页：大批判简报、申诉书和一张张借条。
这些图像的讲述人，是我的妻子马兰。她原来对屏幕上的灾难记录并不清楚。由她讲述，有一种由外而内的悲愤。那天她黑衣缓步，慢慢叙述，坚持到最后没有哽咽。
我致悼词，主要是解释那些借条。我听到，现场响起了一片哭声。
追悼会以后，我一直在想，真后悔没有多问爸爸一些问题。几天之差，就成了永远的猜测。
我对妻子说：“应该动员你的爸爸写回忆录。不是用来出版，而是为后代留下生命传承的记忆。对老人本身，也是晚年的一种精神总结，很有意义。”
妻子点头。
我们没动员多久，岳父就同意了，当天便动笔。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岳母叫岳父吃饭，岳父坐在餐桌边还泪流不止。岳母一怔，随即问：“写到哪儿啦?”岳父没有回答，拍拍岳母的肩，说：“老伴，你真不容易!”
这顿饭，两位老人红着眼睛说几句，吃几口;吃几口，说几句。我们的侄女马格丽听起来十分艰难，却也觉得自己应该知道，当即要求，把爷爷写下来的文稿输入电脑。
以后几天，轮到马格丽红着眼睛上餐桌了。
有一天吃完饭，我和妻子与两位老人闲聊。我把气氛调理得很轻松，然后请岳父谈谈回忆录的写作，尤其想听听与妻子有关的内容。
以前，我只知道他们在县城挨批斗时把五岁的马兰和两个哥哥送到举目无亲的叶家湾躲藏的事。
岳父说：“她出生前的一件事，我回想起来还非常感动。”
马兰出生前，两个哥哥已经饿得皮包骨头，特别是小哥哥，几乎快不行了。做父亲的和其他很多右派分子一起在水库工地上服苦役，毫无办法。一个干部走过来，要岳父把这个孩子送给他。岳父摇头，干部说：“你这么个右派分子，怎么养得活两个孩子呢?”这话刺激了周围的右派分子，等干部走后，一人凑一斤粮票，这在当时等于是割肤捐血。岳父接着再凑钱去买粗粮，全家活下来了，这才有后来的马兰。
说到马兰，岳父高兴了。他说：“受罪的人也会有很好的后代。老伴怀马兰时，我就天天到河里摸鱼，保证营养。所以我在回忆录里向天下夫妻传授经验：要生一个漂亮一点、聪明一点的孩子吗?妻子要多吃鱼，而且要丈夫下水亲自摸!”
我们一听都笑了。岳父还在说：“但是要培养成为人才，还有很多门槛。有一条最关键的门槛，是她跨的。”他指了指岳母。
岳母知道他在说什么，便接着回忆下去。
说的是，马兰十二岁时初中毕业，考上了省艺术学校。全部复杂的手续都由她这个小女孩自己办完，但遇到了最后一道门槛跨不过去了：她是右派分子的女儿，政治审查通不过。
对此，岳父本人没有发言权，因为事情的起因就是他。但他还是连夜写了一封封的申诉信。学校从录取到报到的时间很短，这些申诉信往哪儿寄，寄了有没有效果?
岳母也是一个演员，平日不会对任何人说半句重话，这天她跟着剧团在一个山区演出，听到这个消息后悲愤交加，决定破罐子破摔，不干了。剧团领导劝不住她，只好请来在当地下放蹲点的一个革委会秘书。
革委会秘书指了指山坡上连绵的火把，说：“你看，远近几十里的乡亲们都举着火把来看戏了，主角演员罢演，这可是严重的政治事件啊!”
岳母说：“那你们就把我打成反革命分子好了!我女儿考上了学校却不准上学，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革委会秘书又抬头看了看暮色中的群山，火把越来越多，远远看去望不到头，像一条神秘而光亮的长龙。他觉得今夜如果不开演，真有可能酿成重大事端，态度就软了下来：“这样吧，你女儿上学的事，不难办，我明天一定给革委会主任说。”
“我很难相信你们。”岳母说。
“那我现在就向你保证，一定让你女儿上学!”一个秘书就这么作了决定，这就是“文革”。
“你说了不算数。”岳母还是很硬。
“那我现在就出发去找革委会主任，你上台!”秘书急了。
“那好，你出发，我上台!”岳母说着也看了看山路。秘书逆着火把的队伍出发了，她也开始化装。
几天后，十二岁的小马兰拖着一个大木箱，里边塞着棉被和棉袄，挤上长途汽车向省城出发。岳父、岳母都分别向自己所在单位请假，说女儿实在太小，省城实在太远，希望能送一送。两个单位都不批准。
这次长途汽车，坐了整整八个小时。
听两位老人说完，我对那曾经延绵过火把长龙的青山，产生了渴念。
青山下，还有那群凑粮票的右派分子们挖出来的水库，还有庇护过五岁马兰的叶家湾……
于是，我们一头扑回到了青山大湖之间，扑回到了妻子十二岁之前留下过脚印的全部地方。
妻子踏入叶家湾时脚步非常小心。这是她五岁离开之后第一次回来，当年接收她的叶小文大爷还身体健朗。她还能记得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的池塘、土坡和泥墙。见到围过来的乡亲她不断致谢，感谢这个小村庄让她在大难中借住了一段永生难忘的时光。
和我一样，她后来以最长的时间借住在一座城市，而且很对得起那座城市。但是，那座城市在情义上，远不及这个小村庄。
“大爷，从县城过来那么远的路，当年你是怎么把我驮过来的?骑在你肩上吗?”妻子问叶大爷。
“不，是坐在拖蔬菜的板车上，也有一半路是你自己走的。”大爷记得很清楚。
“我记得满路都是野花。”妻子说。
县城叫太湖，我们仔仔细细地看了那些街道。今天，这些街道以巨大的热忱欢迎我妻子的回来，古朴的石板小路边拥挤着最醇厚的呼叫和微笑。
妻子说：“其实爸爸、妈妈到这里，也是借住。太湖已经靠近湖北，对省城来说实在太远，爸爸大学毕业时分配工作，被一个有背景的人‘调包’，糊里糊涂到了这里，以前连这地名也没有听说过。妈妈更有趣，本是安庆一所女子中学的‘校花’，毕业时听说太湖招募演员，以为是江苏的名胜太湖，兴高采烈地来了，那天在这个小县城住下后还问，明天到太湖还要赶多少路?”
“于是，小县城里文化最高的小伙子，遇到了小县城里最漂亮的女孩子……”我开起了玩笑。但这两个“最”，倒是来到这里后一再听当地老人们说的，不是我的夸张。
“问题就出在这里。”妻子说，“我后来一直听很多大叔大妈感叹，爸爸被打成右派分子受难半辈子，什么罪名也没有，只因为他是大学毕业生，而妈妈又漂亮了一点。人们见不得美好，更加见不得两种美好的结合，觉得太刺眼了，就要想着法子来暗掉。”
“你好不容易到省城读艺术学校，头上一直顶着‘右派子女’的帽子吧?”我问。
“处处矮人一截，只能低头用功。”她说，“在集体宿舍，一位女同学说，她的床飘得到雨，要与我换，我也觉得理所当然，立即换。”
我一算，那时间，正好是我爸爸病危，医院和单位因他是“打倒对象”而不给会诊，我疯疯癫癫地到处奔波而求告无门的日子。而且，也是这些年那几个酒足饭饱的专业诽谤者凭空诽谤我有“历史问题”的日子。
这时我们已站在县城到省城去的路口。妻子说 ：“那夜大青山上乡亲们的火把长龙救了我，让我走通了这条路。现在才知道，并没有走通。”
“我也没有走通。”我说。
天已薄暮。我们抬头，青山依旧，却不知今夜，还有没有一两支火把闪烁?
冬至到了。
我和妻子提前一天回家乡打点。第二天早上，几个家人租了一辆旅行车，陪着妈妈，捧着爸爸的骨灰盒，也到了山口。我、妻子和一大批亲眷、族人已在那里等候。
我从弟弟手中接过爸爸的骨灰盒，走在最前面。琴花阿姨早已准备好一把大伞罩在我头上。长标舅舅提醒我，要边走边喊。我问他喊什么，他说，就喊 ：“爸爸，回家了!”
于是我喊 ：“爸爸，回家了!我(www.lizhi.com)们回家了!”
我童年时非常熟悉的山草气息扑面而来。眼前就是了，大地的祭坛，百家的祠堂，永远的吴石岭。
上山坡了。山坡边上已排着亲眷、邻里送的一个个花圈。脚下是山石和泥沙，还有大量落叶和松针。我又喊 ：“爸爸您看，那么多人陪着您，琴花阿姨给您打着伞，我们一起回家了!”
山坡下那条由东向西的路，就是我在六岁前的一个晚上独自翻过吴石岭和大庙岭去寻找妈妈的路，这事，爸爸一直不知道。山坡上全是密密的杨梅树，我在《牌坊》中写过，小学同班同学中有一部分住在山脚下，家里都有杨梅树，杨梅季节邀请老师进山吃杨梅，老师进山后只听到四周亲热的呼叫声却不见人影，呼叫声来自于绿云般的树丛。这些描述，爸爸都读过，他现在就要到绿云深处长眠。
山坡往西一箭之遥，就是上林湖了。这里细洁的泥土、清澈的湖水、纯净的炭火，烧制过曹操、王羲之、陶渊明、李白的酒杯。我在《乡关何处》里写到过这一切，这篇文章爸爸也读过，从今天开始，他要夜夜倾听那遥远的宴飨。
宴飨结束之时，爸爸也许能见到那位尚未确证的祖先余上林先生，以及他的儿子和朱夫人，最后一对窑主夫妇。千年窑火与南宋一起熄灭，与岳飞、文天祥、辛弃疾一起熄灭，为的是留取半山的干爽，来侍奉那一批古书，文化的遗脉。但遗脉一直没有找到，直到今天。这里边埋藏着太多的未知，爸爸细致，会有耐心去一一探询。
无论如何，那个初春的夜晚，上林湖边随着一对年轻夫妇的喊声，窑火一一熄灭时的景象非常壮观。我想，从今以后，爸爸只要看到夕阳沉入上林湖时的凄美图景，都会产生联想。
隔着一条山路，对面的山坡上有一长溜平展的墓台，那里留下了我家的另一段历史。四年前我与妻子来拜扫时长草没身、路径难寻，便修筑了这个水泥墓台，以及通向墓台的一条水泥小路。
东首第一个，是“文革”期间屈死在安徽的叔叔余志士先生的墓。我说过，叔叔出生在上海而不喜欢上海，工作在安徽而不喜欢安徽，独身一人，寻找洁净处所。这儿，就是这位美男子的人生终点;
第二个，是伯伯余志云先生的墓。他去世太早，我没有见过，但他留下的一箱子书，为我的草昧童年打开了一个大门;
第三个墓最大，是祖父、祖母的了。祖父早逝后，由祖母挑起全家重担又走了整整半个世纪，但让我们不安的是，墓碑正文上没有这位伟大女性的痕迹，只有在旁侧石刻碑记上提及“毛氏”二字。这是此间祖辈的风尚，到了父辈，墓碑上就会并列夫妻的姓名了。我想过很多补救办法，都不行，何况我们确实也不知道祖母的真名。这个墓的碑文和碑记，都是外公写的，书法很好，得益于柳公权和欧阳询之间;
第四个墓是外公自己的了，碑文是他自己写的，笔触已很衰疲。外公落魄一生又诗酒一生，与我们这些晚辈都嘻嘻哈哈，因此我们从东到西一个个拜扫过来，到他这里就悲氛大减，都微笑着给他老人家上香。
墓台就这么长，两端都很难延伸，因此爸爸的墓只能安在对山。当然也有另一个理由，对山上面还有曾祖父余鹤鸣先生和曾祖叔父余鹤生先生的墓。祖母曾嘱咐爸爸要年年祭扫，又特别关照，曾祖叔父终身未娶，祭扫时不可怠慢。爸爸听话，把自己的墓安排在祖辈脚下。
听长标舅舅说，我的表哥王益胜先生的墓，也在祖父、外公的同一个山坡上。但今天上山的人很多，有好几位已经劳累不堪，也就不去寻找那个太悲惨的恋情故事了。
当年，当我们还都是小孩的时候，是我第一次带着益胜哥进山的，把他吓得不轻，慌张逃出。现在，他早已成为这座山的一部分。
造成这个悲惨故事的另一个主角，表哥的母亲，我的姨妈，其实更加悲惨。她也安葬在此山，却没有葬在她儿子的边上，这曾经使我很难理解。现在我理解了，她晚年一次次在这里饮泣，似乎觉得儿子不会原谅她。但她永远不会离开这个山坡，最后把无穷无尽的后悔，埋藏在别人很难寻找的荒草间。
长标舅舅说 ：“她自己选定的墓地，柴草都高过了头顶，脚下虫禽太多，谁也进不去。”
姨妈的自我惩罚，非常残酷。
──我站在山口，看着、想着这一宗宗前辈的坟墓，突然如获神谕。山道两边，是两页斜斜的山坡，这便是一本硕大无比的古书，每个坟墓都是一段秘语，写在草树茂密的书页上。这本书有旧章又有新篇，但整个说来，仍是一本古书。
这便是“吴石岭里藏古书”。
办完事下山，大家去了朱家村。
我们扶着妈妈，很快找到了那个直到今天看来还有点气派的宅第。宅第早已换了主人，门窗都关着，敲门无人。但四周的邻居听说我妈妈回来了，全都赶了过来，一片欢声笑语。
卖糖人从外婆手里接过旧衣、旧布，抖开来，在阳光下细细看一遍，塞进挑子下边的竹篓里，然后揭开遮在竹篓顶面上的一块灰布，露出一大盘麦芽糖，把刚才沿路敲打的铁凿子按下去，用小榔头一敲，叮、叮几声，削下一小片，又一小片。外婆伸手拿起，分给我们。
我后来一直觉得，带走这个宅第最后一丝豪华遗迹的，就是那个糖挑子。正是在这里，我们把大墙内仅留的一点往日骄傲，含在嘴里吃掉了。
脑海里正回响着叮、叮的铁凿声，却听到我妻子马兰和弟媳吴敏在边上议论 ：“这位老太太真漂亮!”
我顺着她们的目光看去，只见一位身材瘦削的老太太与妈妈搂到了一起。这位老太太与妈妈年龄相仿，也该八十岁了吧，但脸面清秀而干净，笑容激动而不失典雅，这是乡间老太太中很少见的。而且，我觉得依稀面善，却想不起是谁了。
我走了过去，问 ：“妈，这位是谁啊?”
妈妈连忙把我拉到老太太眼前，说 ：“逸琴，这就是我的大儿子秋雨。”然后转头对我说，“王逸琴，你记得吗，和我一起去教书的王逸琴!”
啊，原来是她。
妈妈当年抱着我敲开她的家门，说自己嫁过去的余家高地地全是文盲，要她一起去义务办班教书。
不久，我家堂前，余家祠堂，就有了两个夹着书本、穿着旗袍的美丽身影。
她们当时那么年轻，却试图让王阳明、黄宗羲留下过脚印的原野上，重新响起书声。她们成功了吗?好像没有，又好像有。
这是土地的童话。今天，童话的两个主角重逢，却都已八十高龄。
我，就从这个童话中走出。
从朱家村到余家高地地，半华里。
桥头镇的乡亲们保全了我家的老屋。我小学的老同学杨新芳先生见到我家迁居上海后散落在邻居间的家具，还一件件收集，又有小镇文化站的余孟友先生和本家余建立先生留心照管，结果，也就完整地留住了我的童年，留住了当年妈妈和我夜夜为乡亲们写信、记账的门户，留住了村庄里曾经惟一亮灯的所在。
又见到了我出生的床。妻子轻轻地摸着床楣，说：“真是精致，像新的一样。”我说：“那兰花布帐也没有换过，我第一回睁开眼睛看到的，就是它。”
我往床沿上一坐，只觉一种懒洋洋的困乏。我从这儿下地，到外面借住了那么多地方，到今天才回来。
一个年轻的族亲在一边说：“可惜，你《老屋窗口》里写到的风景，全被那么多新建筑挡住了。”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屋后就是繁忙的公路，车辆拥挤，当年小河里夜航船的梆子声，也不会再有。祖母听到梆子声就起床了，点亮一盏小小的油灯，右手擎着，左手摸着楼梯护板一步步下楼，不久，灶间的烟囱里就飘出了几缕白雾。
楼梯边，就是我的小书房。当年我踮脚进去，支起帐子读完了《水浒传》，借着梁山好汉的勇气把黄鼠狼镇住了。
前几个月，乡下有人到上海，我已经托他们把几个书箱带回，放到这个屋子里。书箱里装有一些旧书，却还故意留出了不少空当，我早就想好了，还有一些东西要郑重地存放到这儿。
我说过，这个小书房的楼板下正是过去余家安置祖宗牌位和举行祭祀的“堂前”。那么，我要把爸爸临终留下的那一大叠纸页，包括大批判简报、申诉材料和他写的一张张借条，存放在这里，给祖宗一个交代。
我知道，爸爸一定会赞成我的这个安排。我本想在他下葬时当场焚毁这些伤心纸页的，但冥冥中有一个声音在说：“留下。”
我自己也要留下一堆东西在楼板上，那就是我实地考察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记录，以及近十余年来中国文化传媒界对我的大规模诽谤文字。虽然还远没有收齐，但现在看到的冰山一角已经极为惊人，在中国创造了好几项纪录，我想余家的祖宗一定会因此而自豪。
我还会把十余年来我的着作的盗版本百余种一起存放在这里，在这方面我也创造了全国纪录。
会让祖宗不悦的是，对我的诽谤者和对盗版的辩护者中，竟然也有两个余家子弟。对此我会求告祖宗，不必动用家法，挥手摒逐便了。
当年在这屋子里没有读懂《石头记》，却读懂了《水浒传》。没有得到《三国演义》，但在小学语文课本里却有一篇《草船借箭》，读得神醉心驰。诸葛亮驱使一排草船在清晨浓雾的江面上游弋，敌军误判，万箭齐发。草船把万支乱箭全部带回，而诸葛亮却坐在草船里边悠然喝酒。
今天我也把射向我的万支乱箭带回来了，哗啦啦地搁在楼板上，让黄鼠狼们消遣去。然后锁门，摇手呼喊，我们也到镇上去喝酒。
路上我想，目前手头正在写一本书《借我一生》，必然涉及诽谤者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历史真相，因此是一艘最大的引箭草船。这次引箭，多多益善，目的是为后人留存一点奇特的资料。我要后人注意的，并不是那几个职业诽谤者，而是今天中国传媒界不知为什么又对他们重新产生巨大的兴趣，把他们手上只要没有“现实政治麻烦”的伤人刺棘全都当作利箭一一发射出来的惊人景象。在这种景象中该怎么做，余家祖宗已有默默暗示。至少，我本人连远远地扫一眼也不会了。刚刚已吩咐过家乡文士和儿时同学，空时逛逛书肆，一见便随手抓下，直接锁进老屋。
诸葛亮把带回来的一大堆乱箭重新用作武器，我不会。我只是让自己的老屋永远锁住那些凶器，让它们慢慢锈蚀，让世间少一份凶险。因此，贮箭的老屋是一座仁宅。
有爸爸的借条在上，那就足以证明，余家长辈只在乱箭横飞中试图借取家人的生命，包括我的生命。
快到小镇的时候，我问小学里的几个同班同学：“还记得《草船借箭》吗?”
他们说：“看你说的，这怎么会忘?”
我又问：“黄鼠狼会啃咬纸页吗?”
他们说：“一般不会吧。”却又看了我一眼，奇怪前后两个问题毫无关联。
那我就放心了。那些纸页中惟一不能损坏的，是爸爸写的那些借条。
妈妈由家人陪着，坐旅行车回上海了。
临走前她站在老屋里对我说：“真想在这个屋子里再住几天。”
我说：“灶头还在，却没有柴;老缸还在，却没有水;大床还在，却没有被……”
妈妈无奈地笑了。她也知道，这老屋只能看，不能住了，乡亲早就用上了煤气、自来水和卫生设备。他们都纷纷拉妈妈去住，但我们一行人太多，会过分地打扰人家。
我和妻子没有跟着他们回上海，而是继续东行。
妻子说：“你的家乡比我的家乡好。我们两人，行踪飘飘，不知何处停息，真该在家乡附近找个地方住下，反正你的笔也拍卖掉了。”
她说的是，前些天北京一个慈善组织为了救济孤残儿童举行拍卖，王石先生捐献了他登上珠穆朗玛峰时穿的那件衣服，我捐献了穿越世界最危险地区时天天写《千年一叹》的那支笔。主办者来电说，是恒基伟业的老总用不小的价钱买了我的笔。于是，一批孤残儿童有了常年的牛奶和衣物。这事，既让我高兴，又让我轻松。
我对妻子说：“真该落脚了。我上次来时看上了一个地方，这次正好让你去核准。”
我知道她会满意。因为我们都认识一位已故的日本音乐家，他每年大部分时间住在一个冷僻的海岛，小部分时间在世间漫游。她欣赏这种生活。
她果然核准了。(www.lizhi.com)
但是，那里没有房卖，只能寻租。
借住了一生，还是借住。
所幸那是真正的海岛。从它到太平洋，没有任何阻挡;从大陆通向它，只有船，没有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