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2003新年献词
《“全面小康”与“公正社会”》
文/南方周末
当我们的目光从注视了一年的黄土地、黑土地、红土地上抬起时，新年的阳光已经第十九次炫目地照在中国这份平凡的报纸上。
19年来，我们一次次、一年年，艰难而执着地贴近大地，贴近人民，记录时代的进程，在希望与梦想中汲取力量。
而新的一年，是中共十六大确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后的第一年。我们没有回避“全面小康”与“公正社会”这么严肃的话题，哪怕是在本该轻松的新年第一天，因为我们知道，“解决问题”与“发展”是一个概念的两面，我们正视问题，因为有一个值得冀望的明天摆在所有中国人面前。
（一）
这片土地正在发生着令人目眩的变化：珠三角蓬勃的加工企业，构成了全球化工业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大上海重现“海上繁华梦”，离国际大都市仅一步之遥；首都北京还有5年就要举办奥运会了，正在以上千亿的投入打造一个“新北京”，迎接来自远方的客人。
毫无疑问，我们身处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物质的极大丰富、国力的极大增强，都表明这个国家正呈现出一种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
但是，仍然有一些信息不能被我们忽视，那是上千万刚刚进入都市的民工惘然的脸庞，是都市里失业人员的艰难谋生，是都市边缘的不能称为学校的“民工子弟学校”；是上海、北京和广州等特大城市之外的更为广袤的土地，是那些土地上祖祖辈辈顽强生存着的人们……
其实，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已经对当前形势作了深刻的阐述：“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他同时指出，“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大……”。
如果不能清醒地认清形势，盲目的乐观可能会干扰我们前进的方向。
所以，我们又一次选择了行动。十多名记者以沈阳、北京、上海、江苏宜兴、广州5个地域为原点，出发。方向是既定的：向西；距离是特定的：在50里左右。方向和距离并不代表什么，恰恰表明了选择的随意。我们只想为急速变化中的中国划出5个横切面，作一次社会学意义上的观察。目的只有一个：我们力图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
（二）
这是一个剧变的时代。如同有专家所说，自晚清以降，经过多少仁人志士的热血奋争，中国人一百多年来的最大命题——“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现已进入“总结期”。正因为如此，变化之剧烈、转型之迅猛、牵涉面之广，可想而知。
如何看待正在发生的剧变，便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重大命题。
我们认为，只有把这些变化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之下来审视，我们才不至于在纷繁的表象面前变得迷惘而再次失去方向。那便是：一百多年来，虽然历经曲折，但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从封闭到开放、从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到人民共和国的民主自由，这一“历史之河”无疑是朝着正确的方向流淌，而且不可逆转。
但历史又不只是几页冰冷的纸张。只有把变化同时放在现实中、放在每个社会个体的日常悲欢中来考察，我们才能在认清方向的同时更加清醒，而不至于走向虚妄。那便是：即使在一个变动的时代，每个个体的幸福和上升通道仍应该尽可能地获得很好的制度保证。
具体而言，在健康的力量正在生长和发育、社会总体走向繁荣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正视更广大社会群体的基本诉求，对生存保障、对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对社会公正的诉求。
没有人能忽视、也没有人会忽视他们的诉求。尤其在一个变动的时代，正义往往会成为变动的代价而被轻易支付，但成为悖论的另一面是：越是变动的时代，人们也越呼唤正义，呼唤公平。
自从18世纪欧洲启蒙思潮发端以来，“人人生而平等”的理想便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世界，成为影响全人类的最基本信仰。有历史学家甚至曾经精辟地对刚刚逝去的20世纪这样进行总结：整个世纪，人类都是在对“发展”和“平等”这两大主题的追逐和摇摆中度过的。所有关于社会治理的理论和思潮，都力图在这两者之间寻找适当的平衡点。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时刻，不论是我们记者的行动，还是众多知名专家的访谈，我们都想为这一问题寻找答案：当下的中国，是否已经到了把重心逐渐倾向“公平”的时刻？
（三）
事实上，十六大报告已经给出了答案。
这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为21世纪头20年中国的发展规划了一个美好的蓝图，那便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本报记者采访的几乎所有专家，均不约而同地向记者提及了这一规划，并指出，它表明党和政府已经把让更多的公民享受到改革的成果、建设一个更为公正的社会，作为今后20年的重中之重。
其实，这一政策取向早在5年前即已经开始显现。在改革步伐迅猛向前、而旧有的保障制度已经无力保障的时刻，1998年，朱镕基总理就明确提出将建立一个世界上最为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作为本届政府的几个最重要的目标之一。而旨在缩小东西部差距的西部大开发，也正在付诸实施。
就在刚刚逝去的2002年里，从年初试图采取“国有股减持”来充实社会保障基金、从不惜排除重重阻力将农村税费改革推行到20个省，都显示出高层关怀困难群体、确保社会公正的良苦用心。
这也是我们认为，2002年将成为中国社会进程中一个有标志意义的年度的重要原因。
与此同时，实现社会公正的根本路径也已相当清晰地在我们面前展现开来规则公平是最起码的公平，如果没有透明和公正的规则，权钱交易可以获取巨额利润，这对公平将是釜底抽薪。
即使在规则平等的前提下，天生禀赋的差异，加上成功者对利润最大化的追逐，仍然会导致结果的巨大差异。此时，便需要政府在教育、就业、保障等公共政策上进行有效的调节，更多地倾向困难群体，以维持社会的总体和谐。这被称为“矫正的正义”。
而在公共政策的选择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相互影响的情况下，保障各个群体的政治权利便成为能够实现“矫正的正义”的当务之急。也只有在政治权利得到充分的尊重与保障的情况下，制定公正的规则这一更为重要的前提才成为可能。于是，尊重宪法、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的道路便成为根本的选择。
按他国的经验，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往往会在这三个层面的选择中偏向一个。然而，对于剧变中的中国而言，这三个层面的选择似乎正显得同样重要而迫切。
正因为如此，这才是需要决策层和全体国民的大智慧的时候。
所以，我们寄望于2003年，寄望于今后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