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来了影评（一）
柏杨有本书十分著名，叫做《丑陋的中国人》，里面描绘了经过几千年沉淀的中国文化已经由清水变成了酱缸，又浓又稠，黑漆漆，臭烘烘，中国人就在里面浸泡，最后完全变了质。小聪明，窝里斗，懦弱，自私，贪婪才是中国人的本性，而不是勤劳善良，和善平易。
抽空重温了姜文的《鬼子来了》，我承认我又被深深震撼了一次，姜文黑白镜头下的中国人、抗战，为我们展示了真正的历史的另一面。颠覆了以往那些英勇热血的红色印象，为我们揭示了被掩盖的劣根的那一个阴暗的侧面。
电影讲述了一个叫做挂甲台的普通的中国小村子，在八年抗战中一直处于沦陷区，被日本人控制着。一个深夜，马大三家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送来了两个日军俘虏，让他看好，大年三十来取人，否则杀他算账。可是，一拖过了半年多，那些神秘的人始终没有来。半年的犹豫与困扰，几次想尽办法，依然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来处理这两个俘虏。最终，马大三等村民与俘虏达成一致，送他们回军营，换粮食。
日方为了“酬谢”村民，特意带队前来村里，狂欢之后，就开始了全村的杀戮。马大三和未婚妻逃过一劫，此时，日本也投降了，日军都进了国军的收容所。血性被点燃的马大三冲入收容所，展开了报复，最终，因此被处死，而处死他的却是当年养了半年的俘虏，用的是一把日本刀，在数百中国人的围观之下。
以往讲述抗战的电影，往往是解放军如何英勇正直与聪明，敌人如何残暴与愚蠢，老百姓如何质朴和善良。都是一片正面歌颂和反面贬斥，爱憎善恶分明，体现出中华民族的苦难深重和英勇顽强。而这部《鬼子来了》，则破天荒的从另一个角度切入，为我们讲述了另一个事实。历史确实是这样的，极少的日本人侵略了极大的中国，两个鬼子可以轻松的管理一个村子的村民，服服帖帖，还到处都有汉奸出卖自己的相亲只为了一点点好处。抗日战争，一方面，抗的是日本的外来侵略者，另一方面，也是反抗国人劣根和民族暗面的战争。
这部电影，凛冽，凌厉，深沉，沉重，将那段历史，那些人性清晰而真实的展现在了我们面前。战争过去了，许多事情随着伤疤的愈合也消失了，姜文所做的，就是将这个伤疤撕开，让那被掩盖的血淋淋的伤口呈现出来，惊醒国人，别“好了伤疤忘了疼”。
其实中国人都有这么个毛病，就是目光短浅，窝里斗，以前旧社会叫小农思想，现在叫小市民。从农村变到了城市，衣着环境变了，根深蒂固的东西没变。里面的每一个拿出来仔细分析，你都可以看到，中国人确实也是很“丑陋”的。
首先从整个村庄上来说，八年抗战，其实真正尖锐对峙的地方并不多，时间也并不长，大部分沦陷区的中国人都服服帖帖像绵羊一样上供纳粮，日本军队和当地村民也大多数时候相安无事，毕竟以战养战还是要得到一定的支持，太对立了也难以扎根。所以每天村头小孩们兴高采烈的从日本人手里拿糖吃，大家该干嘛干嘛，被占领的日子也是蛮平静的。民族气节对于一些文化不多，见识有限的农民来说，实在是太遥远太虚幻了。
那老太太，每天张嘴闭嘴的骂人家汉奸，说自己行得正，坐得直。最后去赴宴的时候，刚刚开始还说自己要一股正气，当气氛一上来了，却又立马把脸一转，就主动上台为皇军献唱了。
五舅老爷也是这样的，作为当家的老人，满嘴古谚一句一句的来，但是实际问题全部抓瞎，永远做不了主，拿不了意见。那些象征智慧的古代谚语和哲理名言，成了一个蠢货的口头禅，这个家族之长，其实就象征了那些古老的优秀文化已经腐朽变质，成了酱缸思想。他摇摆不定，下面的二脖子之流更是如此，到底该怎么办，怎么处置两个囚犯，完全没有主意，最后马大三一鼓动，就立马纷纷表示要去换粮。并且心安理得的接受了马大三的交出囚犯不是汉奸的那一套自我辩解，最后也主动献唱了。当刀捅进肚子的时候，他最后一句话还是“当初我就该杀了你个畜生！”问题当初他干嘛去了，犹豫不决，随风倒。
说唱艺人呢，皇军来的时候就使劲鼓吹日本人好，日本投降了，又开始鼓吹中华民族多么英勇不屈。最后马大三被拉出去砍头了，他们立马发现了生财之路，又有了一个新的本子，就从审问的地方编一出戏。从他们身上，看到的就是油腔滑调的钻空子，中国人的脊梁也好，骨气也好，根本不存在！
四表姐夫和一刀刘，看着中国人抓住了日本人，不仅不同仇敌忾，还敲了竹杠，合着演了这么一出“天命不该绝”的戏来糊弄愚昧的村民们，更何况来求助的还是自己的亲戚。一点实实在在的豆子和那些摸不着的民族大义，亲戚关系，他实在的选择了前者，马大三和村民也一样在同样的选择里选了粮食。小农思想的短浅和实用主义原则、自私自利、窝里斗都淋漓尽致的体现了出来。尤其刘一刀的名字就很有黑色幽默的味道，他装模作样的舞了半天，最后根本皮毛未伤鬼子，正是所谓的“留一刀”了。
病床上那老头是唯一一个没有被这些迷惑的人。他出场的次数不多，不过印象深刻，每次都是满脸仇恨的说自己一把捏死一个，拧成麻花。最后鬼子来了，只有他瘫痪在床，还爬到屋檐上拿着枪爬过来开了唯一代表中国人的一枪。然后又用手掐住了一个日本人的脖子，如他所言。
抗战胜利来接管的那个年轻军官，是一个典型的权二代、官二代和富二代。你可以清楚的看到他在台上夸夸其谈，而且找了许多理由替鬼子开脱，面对有血性的复仇的马大三，他居然说这是破坏民族和睦，“你们希望看到自己的亲人在出去买菜的时候手被人家砍下来吗？”判决大会上，马大三真正做到了大义凛然，仰天长啸；周围的民众依然麻木——如同鲁迅笔下的看客；台上的军官气焰嚣张，只为自己风光，全无民族大义。想起来这部电影刚刚面世的时候，广电总局亦封杀这部杰出的作品，说是有辱国人形象，姜文将其偷偷送审戛纳，广电总局又强令戛纳拒绝接受此片，可惜外国人不听你的，风光的将评审会大奖颁给了姜文；就在侵略国日本，这部电影也引起了空前的轰动，成了一时热门，感动无数日本观众。姜文是个有血性的中国人，而相关部门确实和戏里所讽刺的有了某种神似了。
马大三要分两个阶段来看，前半部分和普通村民一样。一方面十分胆小怕事，既怕那个看不见的“我”，又怕鬼子来报仇；再一方面，又贪财，最后为了那两车粮食，不惜说服了没主见的其他人，拿鬼子去换粮，还编了许多理由来自我合理化；最后就是他身上也体现出了中国老百姓的质朴和善良，即使面对的是侵略自己家园的强盗土匪，也狠不下心下杀手。
马大三的后半阶段，也就是目睹村子被烧，亲人被杀之后，他的血性就被点燃了。中国人抗战胜利，其实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因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在日本的欺凌下真正觉醒才奋起反抗的，马大三的后半段切实体现了这一点，否则，小农民、小市民根本没有这么高的精神和道德觉悟，敌人一来就一个个大义凛然的去赴死保卫家国——那是美化和戏说了。整部戏，只有马大三一个人完成了一种精神上的解脱和突破，只有马大三觉悟了。
影片全部采用黑白胶片拍摄，在这黑色的镜头之下，褪去了色彩，大家变成了同样的外表，没有了色彩的吸引，以最真诚的画面来打动观众。只有最后一个镜头，当马大三的头被斩下，以他的视觉看周围的时候，世界变成了彩色。这和《辛德勒的名单》有了异曲同工之妙。只有马大三觉悟了，他抹去了眼前的黑幕，清楚的看到了整个人和民族的价值观，一切都开阔了。所以他含笑而亡，因为这是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和之前交代刘一刀为慈禧杀谭翤同等志士时是一样的，他们超越了周围依然迷茫无知的百姓，死成了一种解脱和超越，而不是愚昧小民眼里的成仙而笑。
作为一部抗战题材的电影，里面却基本没有出现过什么八路军共产党等人物形象。那些摸不到的什么五队长、七队长根本就是浮云。只有那个看不见的“我”算是贴切的出现过的抗战八路。但是这个“我”又始终没有出现过，却把整个村庄的人，尤其是马大三吓得半年坐卧不安。这从根本上，又一次体现出了这些小民的庸碌，只求安稳，无论对错，懦弱而没有主见的拜服在权威之下——哪怕这个权威是什么都不知道。你看他们在无形的“我”和有形的鬼子之间挣扎犹豫，是不是很可悲可笑呢？
姜文说，拍这部电影，就是要警告国人不要放松警惕。一方面是自我内部的放松警惕，经济起来了，人富了，不代表自己的国家就真的强大了。意淫不能强国，自我吹捧也不能成仙。片中的那些可怜可悲可叹可气的小农民就是今天千千万万的小市民，我们依然活在酱缸里。
另外，姜文多次走访日本，他看到当今大部分日本人依然不承认曾经的过错，虽然右翼分子是极少数，但冷漠的还是大多数。片中的花屋小三郎的多次转变，就说明了人性的不可测，哪怕再大的恩惠，也扭转不了人性中凶残的本性。今天你对他好，他感恩戴德，高呼“你是我的爷”不代表明天他不会将刺刀插入你的胸膛。
“鬼子”随时都可能再来！
鬼子来了影评（二）
曾经把《阳光灿烂的日子》放给比我大许多、在那个年代度过青年时代的朋友看，他们对姜文很不屑，他怎么还玩这小孩的把戏呢，一点儿都不真实，那时候谁有那样浪漫的日子呢。我就说，特定地点、特点身份的一群少年可能就是那样过来的吧，那是王朔和姜文的少年。其实我的话未说完，姜文在他的电影里玩了一个花招，他的重点不在故事，讲故事的同时又通过马小军的口不断否定着故事的真实性，用中国人少见的荒诞手法，以及浪漫的光影，不确定的叙述，恍惚的氛围，告诉我们，那可能也不是姜文自己的少年。他否定了个人叙事的真实性，却又重建了一个属于所有人的少年时代，一种那个时代的少年都曾在心底憧憬过的充满生命力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们无法知道到底哪个更真实。
姜文只是小小地荒诞了一下，在我的印象中，这却是严守法度的中国电影一个未曾有过的创举，个人的理解和创造力终于登上了前台。我由此喜欢上了姜文的电影，特别是他对于回忆的颠覆和重新发现。
等待多年之后，姜文带来了《鬼子来了》。这次风格大变，黑白摄影，影像粗砺，表演激烈，对白密集，由浪漫而沉重，由抒情而思考，告别了童年回忆的姜文把镜头伸入到历史深处，试图对我们的集体记忆来一次颠覆。这一次，他用的仍然是荒诞，不过，这荒诞已不是艺术家超现实的画笔，而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刀。姜文知道，越荒诞才越有颠覆力，他不惮在我们的伤口上再深深地剜上一刀，因为那段记忆并不像我们理所当然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永远的伤疤，而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地淡了。
最具荒诞色彩的人物当然是马大山和他的乡亲。电影一开始，就用戏剧性的手法把马大山置于了一个荒谬事件的中心，作为日占区的一个普通老百姓，他却要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看押一个日本兵和一个为日本人卖命的汉奸。既不能让日本人知道，也不能杀了他们，甚至为了不让日本兵寻死，还得尽心竭力地款待他们。对于马大山和村民们来说，这样做是出于一种生命的惯性，本能的生存意识。他们从此也拥有了一个尴尬的身份，一面是看押日本鬼子的中国人，一面却要放弃恐惧（我注意到，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恐惧而非仇恨），把鬼子作为自己人一样来保护。发展的结果，两种身份合而为一，在意识里中国人与鬼子似乎没有什么区别，这才有了后来把鬼子送回去的情节，才有了与鬼子的军民同乐。当马大山给村里人许诺去杀日本人后，连自己的女人都不愿再碰他，因为，在他们的逻辑里，这个日本鬼子的身份已不再重要，“日本人也是人”，是个活生生的人，沾了他血的手，和沾了中国人血的手一样不干净。
电影到这里，反而把马大山和村民置于一个道德困境，在日军刺刀下战战栗栗活人的中国人，倒要为怎么处理一个日本兵而饱受良心折磨。问题的关键就在良心，他们以为日本兵和中国人一样有良心，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对得住良心的，他们甚至以为可以和日本人讨价还价，而日本人也会像重新得到孩子的母亲那样回报他们。所以接下来全村人的死，一下子让以前所有的善意揣测和斤斤计较变得那么愚蠢和荒唐。最后，马大山死在了他曾亲手喂吃喂喝的日本兵刀下，善良和良心在面对疯狂的战争规则时的脆弱和荒诞不经如此触目惊心。日本兵可以在杀人之前细心掸去马大山颈项上的蚂蚁，但屠刀仍会毫不迟疑地落下，他的荒诞之举是以前的马大山怎么也理解不了的，他们遵循的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游戏规则。马大山想做日本人的顺民不成，想做个杀鬼子的英雄也不行，因为他的天真，只知有良心，在战时忘了敌我，在战后无视秩序，他只有死。
最初，马大山和乡亲们还是明确意识到了日本兵的身份的，老者和几个后生审问日本兵，他问道：你杀过中国人不，糟践过中国女人不？我相信他们即便没有家人被日本人杀害，起码看见过日本人残杀其他中国人。我感到荒唐的是，很多情形下，他们根本不像笼罩在战争和杀戮阴影下的人，八婶争吵时的凌厉架势，村民要胁马大山杀了他们的狠劲，算计马大山藏人是不是得了什么好处，拍得越生动真实，越是让人沮丧不已。不是要人人都成为抗日英雄，但转眼间就可以忘了自己的处境，真以为中日一家，抱着那样荒诞的想法，要想活命都难。
电影中的看客着墨不多，却让人过目难忘。马大山被处斩时，呼应国军军官的震臂高呼，从城墙上滚落的人引发的笑声，突然钻到哨兵裆下的猪，在这一刻所营造的荒诞感其锋芒所指是不言自明的。精心设计的前后出现了三次的说书人，不敢杀日本人的刽子手刘爷，让人可笑的同时只有深深地叹一口气。
吴大维扮演的国军军官在戏台上宣布对马大山执行死刑。这是第二次，之前，他在同样的地方处决了那个翻译官。日本战俘要按国际公约由国际法庭来审判，汉奸则可以不经任何正式审判就地正法。马大山被杀是因为停战后日本战俘是受保护的，而日本已宣布投降后屠戮全村的罪行则无人追究。吴大维的瘸腿与其说是剧情需要，勿宁说是在隐喻这种荒诞的现实，只有一条腿的正规军，只是一条腿般的教条公约和原则，看起来人道，实际上把真正善良者的生命反而视如草芥。
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角色：“我”。这个“我”突兀地将两个大活人交给马大山，说好存放的期限，就此没了下落，因了这，却把全村的人推到了刀口。这个人物的存在，就如戈多那样荒诞，他在实与不实之间，始终没有正面出现过，却一直悬在马大山和全村人的头上，左右他们的生死。“我”可以是抗日分子，可以是共产党，对于全村人而言，他是一种和日本人一样可怕的力量，是强加于人的悲剧，是不可预知的命运，也是冷冰冰的历史。如果说马大山和乡亲们值得同情的话，那只因为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在战争中苟活性命，却承担了别人给的他们负不起的责任。可姜文仍然硬是把它塞了来，似乎为了考验所有战争中的人。他要说的是，没有谁能真的置身事外，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责任，“我”不管是某种具体的藏在背后的力量，还是抽象的任人解释的历史，固然不可推卸责任，但普通人如果丧失了正常的判断力，准备袖手以观，他也要为此付出代价。
姜文用纪录片风格的表现手法，给了我们一个荒诞的生存故事，说它荒诞，因为在故事里的每个角色都没有遵循他们应该遵循的规则。他的意思很明显，在那样一种异常的条件下，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可能仅仅为生存而生存。要说反省，中国人首先该反省的正是自己的这种生存哲学。靠抗争可以生存，靠隐忍也许也可以生存，但靠幻想和不切实际的希望绝对无法生存。在战争环境下，天真地以为能超脱局外，消泯敌我，这本身就是最大的荒谬。他不光要我们警惕日本人，这大凡中国人都看得出来；他更要我们警惕自己，警惕自己的天真和侥幸心理以及善于遗忘，这种遗忘的可怕，不单是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忘了那时的硝烟，更有今天面对刺刀明天就可以变为看客，忘了自己的角色，浑不知身处何地，与谁相对；他还要我们警惕理论，任何主义都不是绝对的（虽然承认这一点非常痛苦），善良和人道会蒙了真正善良的人的眼，日本人杀了马大山，在另外的地方和时间，不足百年，又有多少中国人死不瞑目？
马大山的眼睛在影片的结尾是闭上了，在他的头落地的一瞬，他终于明白，对于先前的他和乡亲们来说，这个世界太过贫弱和苍白，所以他的眼睛一开一阖间，世间血色一片。
人头落地，姜文也终于证悟，荒诞刀法至此炼成。他的这把刀剖心斩骨，刀刀入肉三分，把我们最不愿为人见的东西挖出来示人，绝没有我们看惯了的民族英雄，也没有热血贲张的悲壮故事，有的只是沉重的悲哀。他一方面反省西方视为圭臬的人道主义，一方面直刺主旋律烈火金钢的民族主义，结果黑道白道都不买账，东方西方两不带见，西方人不见得理解他的苦心，只是发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奖项，然后了无声息，绝没有同年的其他华语片那般风光，大多数中国人也还不知何时才能在电影院看到这部真正拍给中国人的电影。姜文只好背起大刀，做个浪迹江湖的寂寞高手。江湖中人则庆幸，中国电影有了一条真汉子。
鬼子来了影评（三）
看完之后，上网搜索了一下影评，许多人痛心中国农民的愚昧。但我觉得以当代的历史见识去苛求数十年前抗日时期的农民思想境界，实在有点不公平。试想，如果我们也在当年的闭塞环境里，没有接受过教育，能清醒正确地和日本人斗争吗？
也有很多人说这部电影拍出了中国农民和日本侵略军的真实一面，对此，我也抱着谨慎的态度。理由很简单，我们所有的印象都来自由官方撰写的历史。这时，突然一个人冒出来说历史不是这样的，难道我们因为厌恶官方的历史说教，就轻易相信了一部电影的渲染？如果“黑”是不对的，难道“白”就对了？
用电影去理解历史去理解政治，无异用小说去理解生活。电影中的农民，只是姜文理解中的农民。电影中的日本鬼子，也只是姜文理解中的日本鬼子。他们不是历史深处真实的农民和日本鬼子，真实的他们不可能被我们认识了。
《鬼子来》是禁片，被禁的原因有两个版本。官方解释的版本是姜文没经过电影局同意，自私去国外参赛。民间传言版本是因为电影颠覆常人观感，过于反动。本人猜测大概姜文知道电影局不可能让他去外国参赛的，就先下手为强了，结果，电影局还真找到这借口禁止《鬼子来了》公映。
看《鬼子来了》，觉得还真的该禁映，不是电影拍得不好，也不是电影拍得过于反动，而是大多数中国观众可能会真的认为——抗日时期的中国农民和日本侵略军就像电影里那样。有一大批愤青本就反感官方的历史思想灌输，现在看到“真实历史”，可能兴奋起来。他们觉得找到了“真实”，谁知道这“真实”是不是姜文的“主观”而已。
或许可以像我一样，把《鬼子来了》看成一部刻画生存荒诞性的电影，不要过分地去解读政治和历史，这部电影可以解禁了。
我更情愿把这部电影解读为刻画人性和描述生存荒诞性的故事。一部好电影自然刻画人性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可为什么把《鬼子来了》理解为生存的荒诞性，首先因为电影本就改编自尤凤伟的小说《生存》。
具体分析，我们就思考一个问题——主角马大三（姜文饰演）为什么无法生存下去？(www.lizhi.com)马大三死在轻信他可以和强权可以达成契约，塑造可以信任的关系。马大三第一次轻信了那个深夜用枪顶着他额头的人，会遵守诺言，会在除夕夜领回暂时托给马大三“照顾”的日本俘虏，结果呢？那人失约了，于是马大三接下了一个烫手芋。
马大三第二次轻信了日本鬼子，相信可以和日本鬼子达成纸面契约，结果日本在酒饱饭足之后翻脸，屠杀了整村乡亲。马大三最后竟然被他照看过的俘虏砍头。
一个人生存质量取决于他可以信任周围多少？如果信任越少，那么该人生存越难。我们为什么活得累，就是因为我们的心一直悬着，无法信任周围许多的东西。我买东西，无法信任商家，害怕买到伪劣商品；我们过马路，无法信任司机，害怕“70码”；甚至我们打110，也无法信任警察，害怕警察和对方是朋友。还害怕扶起跌倒的老人，怕他拉着我的衣袖赖上了。
处在弱势的人，不敢主动打破好不容易建立的信任，弱势者很需要信任社会的公德，需要信任法律的公正，需要信任强权者的正义。因为一旦失去这些信任，弱势者只有死路一条。但是，在现实社会，强权者为了更大利益，基于黑暗的人性，往往不会与弱者达成君子契约，会单方面破坏信任，把弱势者逼上绝路。
电影中的马大三无疑是弱者，而持枪者（不管是游击队还是日本鬼子）无疑是强者，手无寸铁的农民想和荷枪实弹的军人达成契约——信任的实质表现，简直很天真，因为持枪的强者只要不高兴了，随时毁约，践踏信任，最后甚至屠杀弱者。
弱者和强者之间，从来很难有君子契约。一旦弱者对强权者产生信任的错觉，死期也就快到了。弱者想信任强者，就要把自己的生存权交给强者。可是弱者想生存，又不得不依赖于强者。生存的荒诞性就在这里。
《鬼子来了》如此，现实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