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视角读后感（一）
本书的作者詹姆斯。C.斯科特是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家，他以独特的视角分析了极端现代主义和独裁主义国家是如何在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生活状态的社会工程项目中遭到致命性的挫败，俄国的集体化、巴西利亚的建设、强制的坦桑尼亚乌贾玛村庄等等一系列以“美好”初衷为表征的运动何以使世界愈发混乱和背离了和谐的发展轨道？作者在书中深入剖析了它的根源。斯科特说：“对我们和我们环境的真正威胁在自于对认识论知识的普遍主义自负与独裁主义社会工程的组合。在城市规划中，在列宁的革命观点中，在前苏联集体化中和坦桑尼亚的村庄化中都有这种组合在发挥作用。在科学农业的逻辑中隐含了这种组合，并且清晰地体现在其殖民地的实践中。当这类项目越是无视或压制了米提斯和地方的变异，越是接近于实现他们不可能的梦想的时候，他们的实践就越可能失败。”
本书反复出现两个关键词汇：极端现代主义和米提斯。哈维认为极端现代主义是对在知识和生产标准化条件下的直线进步、绝对真理和对理想社会秩序的理性计划的强烈信念；现代主义引起的结果是积极的、技术统治的和理性的。从这一定义不难看出：极端现代主义可以被理解为对科学的机械化的绝对信仰和服从，它科学所界定的简约公式、模式是最纯粹和崇高的真理。而关于米提斯，斯科特指出它“包括了在对不断变动的自然和人类环境做出反应中形成的广泛实践技能和后天获得的智能…从某种意义上说，米提斯位于天资灵感与被编纂知识间的巨大的中间地带…它以不易言传和经验为核心特征，背景特点是短暂的、不断变化的、无法预计和模糊的，这些条件使他们不能被准确地测量、精确地计算或有严格的逻辑。”极端现代主义是控制和规划那些最终以失败告终的工程项目的典型的国家管理制度，而米提斯则是作者崇尚的解决问题之关键，二者相互交融与对比，贯穿本书始终。
本书开篇展示了原本多样性丰富的树林如何在管理者追求利益的践踏下被改造成单一经济林木，最终又如何萎退出人们“迷惑”的视线。人类着眼于经济利益，单纯根据自身需要判断事物（树木、动物、城市规划以及农业生产模式）的价值，并以这种自以为是的荒谬的价值观为出发点，将自然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模式化、单一化、清晰化，这样便于集权管理的模式逐渐演变成一种强大的美学概念，建立起以简单规范、富于秩序为基本特征的审美观。
人类作用于自然界的一切行为都必须以自然规律为指导，所谓规律，只能谨慎地利用和遵循，同时拒绝忽略与改变。人类的“Naive”中又多出一层暗含的意味：无知，愚昧。想要成为主宰者，最终的结果只是“被宰”而已。有时想，在自然面前，人类如此渺小和无助，那无形的自然之力总在带着些许暧昧和讽刺地观望着我们的自妄，然后不失时机地给予刺激，提醒我们人类本身只是灵长类演进的一个阶段，在宇宙浩淼的时空尺度内是无限接近于零的虚无，可是这些刺激仍然不够强大，因为可怜的我们未曾停止犯错误，于是，我居然开始企盼一种接近（却未达到）毁灭性的灾难，只有经历足够痛苦的浩劫，也许才会有一个重生般崭新的开始，也许才会有一个永恒不灭的良性循环。人的“理智”和本性居然显露出尖锐的矛盾，或者，我们已经在自己垒筑的工业化围城中变得愚钝和麻木不仁，在不断追逐利益和所谓更高质量的舒适生活的道路上逐渐偏离了属于自然、扎根于土地的本性？我不相信，即使有这样的怀疑，但因为还有希望，那些纯真的孩童还在和着泥土，保留着对自然最原始和纯真的直觉。
也许，适当的时机，人类应当对所处的环境（自然的和非自然的）保持漠视的态度，看看生命的奇迹将如何引导我们，如果这种引导使我们愉悦、松弛和产生安全感，这便是正确的方向。
极端现代主义的国家机器和管理者欣赏的，极端现代主义的建筑师和规划师所坚守的完美城市以网格状或呈几何状的定居模式为核心特征，作者认为这种模式很可能起源于简单的军事逻辑。历史演变自然形成的非规则“杂乱”布局在极端现代主义者眼中毫无美感可言，是完全非科学、非理性，非逻辑的，因此是不能被容忍存在的。这里谈到逻辑，极端现代主义者的逻辑似乎有强烈的教条主义倾向，而教条主义无视个体之间的差异，尤其是看似相仿的个体之间细微的区别，统一、僵化的培养、孕育模式无疑会造成致命的后果，自然的魅力正源于其复杂性和多样性，引导人们用不同的视角看待和用不同的手段对待它，前提是尊重，这对于以清晰化、规模生产为前提妄图创造巨额利益的统治者往往是恼人、混乱以及不合逻辑的，而逻辑又是什么？无非是麻痹的程序，机械的工业化时代之产物而已，我们只知人类的逻辑，却忽视更为重要的自然之逻辑，当二者发生冲突时，本能的反应则是坚守前者，无视后者，因为前者的合理性在某些偶然因素作用导致的二者和谐存在的那一刻被无限放大了，更因为它符合我们日渐“成熟”的审美情趣和日益膨胀的自负，这就是我们自以为是的本能倾向。
网格状的城市就像一个放大了的线路板，强调概要视野下表现出的形式美感，强调理性控制、计划和空间秩序。这与自然的“无序”形成强烈的对比，带有浓厚的人工制造色彩，和工业化时代的特征，它与纯粹的自然美之间的不和谐产生的强烈视觉冲击使原本以自然为背景生存的人类感到缺乏安全感。极端现代主义的国家政府制造了无数“死”的空间，没有生气，缺乏交流。那些诸如步行道、咖啡馆、小餐厅、公园等一系列能供市民休憩和集聚的空间被显示统治者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尊严和权威的广场这一类国家意义上的公共空间而取代，那是毫无生气、灭绝人性的场所，乏味、重复、严格、机械，极易引起人们的视觉和审美疲劳，从而产生出缺乏创造力、冷漠、固执、僵化和封闭的个体。也许，人的特质会与其所处的环境有趋同的倾向。我们呼唤亚历山大在《建筑的永恒之道》中反复强调的具有“无名特质”的建筑与空间，规划师和设计师应该更多地关注人类的“survival”。
书中分析了建筑师勒·柯布西耶的城市规划思想，其中也带有极端现代主义的色彩。他强调功能分区，这种以狭隘的效率为标准的规划形式，忽略了人性的因素，创造出如巴西利亚等令人反感甚至畏惧的城市模式。功能分区模式明显增加了不同功能区之间的交通负担，作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小汽车又不可避免其给人类带来的致命灾难。小汽车的大量使用破坏了公共空间的质量并且造成郊区的蔓延，它的尾气排放是城市中最大的空气污染源，城市中的汽车交通是城市居民被隔离的根本原因（据调查和演绎，道路两旁居民的交流量与道路上的交通量呈反比），是现代市民权被抹煞的致命原因。功能分区虽然大大降低了建设和管理的难度，但是却造成了人类的相互疏离，这就是所谓统治者的短视。然而勒·柯布西耶认为普遍的科学真理是无可替代的权威，而他自己就是与愚钝的人民向对立的那一方——神圣科学的代言人，或者说他的思想就是不能亵渎的科学，这种极端的思想可以从他这段话清晰地看出：“这个规划师在远离市长办公室或市政厅中的愤怒，远离选民的哭泣和社会受害者的悲伤条件下制定出来的。它是由平静和清醒的头脑制定出来的。”这其中又暗含了某种非人化倾向。
从国家的视角，人不再是有着人类最原始的情感和需求的个体，而成为为了使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而在国家认为是最高效、理性的编制程序和运转模式下机械地劳作与生产的零部件。正如作者对于集体化的评论：“集体化的目的在于将最小的、落后和零碎的小农场转变为联合的、大的公共农场，它们具有现代化科学的机械和科学的数据，可以为市场大量生产谷物。”“除了列宁高度赞扬的极端现代主义农业的表象外，国家根本不能实现任何目标，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强大的能力可以使农村的生产者被再农奴化，解除他们自己的制度，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农民以及采取野蛮的方式征收。”然而国家机器施加于人民的强制力就如同施加于弹簧的力，压得越紧，反抗就越强烈。或者说自然界（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世界的总体）存在一种使自身回归平衡状态的趋势，“越要求与官方制定的微观秩序内在一致，那么要维持这个神话就需要越多不符合要求的实践。”那些被视为“离经叛道”的非正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极端现代主义造成的损失。
本书最后，斯科特深入分析了农业、林业、邻里规划中米提斯的真正科学性。农业种植的多样化可以增强农业系统的抵抗突变不良因素的能力；轮作尽可能少地打扰景观和生态，在可能的情况下，模仿植物的共生关系以适应环境的逻辑，体现了生态上的谨慎。农民依据长期生活的观察与体验而获得的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更适合自然的复杂性与易变性，并非一切简单、明显、概括化的公式都能解释自然，从而被利用来改造自然，任何大型过程或有机系统的运作都是复杂和微妙的，更多的是人类尚未发现和理解的，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智能的界限，而不是掌握了些许的真理就以为掌控了世界。谦虚，尤其在自然面前。
读这本书的过程，思维是凌乱的，作者的只言片语抑或闪烁着的思维火花不时使我的思绪绵延开去，触及真相背后的逻辑，以及一些令人震惊的角落。而散乱的思想被文字固化，便成了这篇亦散乱的文章。虽然功能和生态之间往往有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但总会有一种最优化的方式最大程度地协调两者，使之向人性化的方向靠拢，而政府是实现它的裁决者，德国政府上写就的那句“政府是为了人民的，并非人民为了政府”应该成为对统治者永恒的鞭策。
国家的视角读后感（二）
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詹姆斯·C·斯科特（JAMESC.SCOTT）在其名著《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一书中，通过对不同领域事务的实证分析，作者发现：软弱的公民社会、自上而下的国家视角以及极端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是导致这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失败的重要原因。在此基础上，斯科特教授指出参与者视角下的规划和互动会真正导向社会工程的成功和意义实现，从而揭示国强民富之路。
知识渊博、视野广阔的作者纵横捭阖，从森林木业的现代化谈起，到现代城市规划，再到革命政党执政，最后到村庄的集体化和强制村庄化等。其涉及的范围跨度大，分析的事情也林林总总，但是主要分析点都会落到自上而下的视角、盲目自信的社会工程实施者以及永远处于“被规划”状态的社会工程客体。通过对社会工程过程详尽和深刻的分析，作者令人信服论证了正是这种视角指导下的实践导致了社会工程的失败。并且，作者睿智地洞察到，在正式宣布的规章、运行过程之外，还存在着非正式运行的机制和“地下经济”。而且，也恰恰是这些非正式运行机制，推动了正式规章和机制的生命力延续。最终，作者得出结论：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任何社会工程都具有有限理性，如果不保证工程客体的参与和推动的话，那么这些工程往往会走向失败，与最初实施该工程的想法是背道而驰。
在书中，作者还提到了国家能力的建设问题。作者从政治社会学角度分析国家能力的强弱具体体现在对统治范围内税收收取的精确与否。在结合事例的分析基础上，作者深刻指出，靠从国家视角指导下的自上而下的国家能力建设往往效果甚微，甚至有可能背道而驰。而且，这种视角根本就没有考虑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利益保障。其实，两者有着重要的辩证关系：提升国家能力不等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但是富裕、幸福的民众组成的国家，其能力一定不会差，并且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强大。
书中所分析的事例，无论是苏维埃的农庄集体化，还是极端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乃至貌似科学规划的现代林业，看了之后都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这些事例就发生在笔者生活的昨天和今天。因此，其主题，对当下中国的未来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和警示意义。
下面，从正反两方面，谈谈笔者看了此书后对当下中国未来发展的思考。
先谈正的一面。看了该书对苏联城市和农庄现代化试验实例分析后，联想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与实践，感觉中国之所以能在苏联解体后发展和崛起，就在于中国走出了一条鼓励自下而上探索改革的路径。自从1978年邓小平复出后，提出著名的“不管黑猫、白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猫论，在保持政治统一前提下，在经济政策上容许、鼓励基层改革创新，极大的解放了生产力。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小岗村农民首创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农民首创，最终得到政府承认，并在全国推广，大大促进了农村生产生产力的发展。再比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深圳特区、苏南乡镇企业、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无不是中央政府在维护政治权威前提下的放手地方改革取得的成绩。
随着改革发展的深入和推进，给予地方政府改革的权限逐渐延伸到行政体制、社会福利事业改革等。(www.lizhi.com)已经普遍实施的村民自治、闻名全国的“仇和执政模式”等都是很好的证明。中央政府此举极大的调动了地方政府改革开放的积极性，很好的保持和增强了地方政府的活力。
也正是在全国各地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鼓励和放权下，大胆改革，勇于创新，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中国也因为其尊重地方性知识、地方实践，鼓励地方创新改革，不但没有步前苏联的后尘，还走出了自己的崛起之路。
再来谈谈负的一面，或者说是值得我们警示的一面。当下中国大陆，城市化进程如火如荼的进行。一时间，城市里大楼林立，楼层越盖越高，越建越漂亮。让人放眼一看，感觉中国城市现代化程度已经是非常之高。但是，貌似漂亮、现代的城市里，有着大量买不起房的“蜗居”一族，高企不下的房价蒸发了很多民众的生活幸福感；在城市居民享受还不够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权益时，同一座城市里还有一部分人—城市外来人口，他们为城市做出的贡献不亚于其他人，但是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子女，由于户籍政策、社保制度等原因，都无法能顺利融入城市生活，甚至连子女入学都成问题；在快速城市建设中，看似推进“城中村”非贫民化的举动，实质大大损害了居住其中居民的利益，并且也给其他社会群体带来不便；沦丧的社区精神，社会信仰缺失，导致城市暴力犯罪增加。等等，诸如此类问题，正如《国家的视角》一书分析的，不同视角指导下的城市规划对规划者的意义和对居住者的意义不同的。而我们要的是对居住其中的民众有意义的城市规划，是民众视角下的城市化。如此，城市生活才能让生活更加美好。
正如《国家视角》一书指出和以上引申两个事例分析，不同视角指导下的社会工程的发展前景是不同的。自上而下的国家视角，其指导下的社会工程试验因缺乏与地方的互动，违背地方实际情况，导致试验往往走向失败。而从参与者的民众视角出发，尊重地方性知识，注重过程的开放性和不断修正，往往会取得社会工程试验的成功。中国当下的得与失也很好的验证了此理，未来的发展就更要以此为警示，从民众参与者视角出发，注重民众的互动，引导未来民众生活更加幸福，国家也更加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