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和医事读后感（一）
这是一部关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如何培养专家、医生和医生如何对待病人、造福社会的书。通过协和的建立、协和的教育、协和怎么服务社会、协和人九十年（1917-2007）的传奇故事，展示协和文化、协和精神和协和传统。作者讴歌（本名常青）曾是协和医科大学八年制医学系的一位毕业生。我不是学医的，本职工作和医学也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出于对“协和”的好奇和对三联书店的崇拜，才买了这本书来看一看。看的过程中，并不觉得枯燥，而且还有相当强的可读性，同时又是一部具有一定思想深度的书。看后最突出的感觉，都集中在了一个“严”字上。
“严”体现在协和对医生的选拔培养上。从1917年协和开始招收医预科学生，前后大约十年的艰辛努力，换来的第一届协和毕业生只有三人。到了后来，即使招收学生增多，整个学校的学生总数加起来也常不足一百人。校园里的老师比学生多，是一个稀松平常的现象。协和的老师们，已经习惯去带领这支以一当千的精锐之师。如此苛刻的宽进严出，培养出来的医生又岂止以一当千呢。
“严”体现在协和对年轻人的行为要求上。这点尤其在名医、大家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张孝骞查房的严厉会让学生吓得直哆嗦，在他手下做总住院医一点都不能偷懒，内科所有病床的疑难病例情况都必须了如指掌，对各项化验检查结果倒背如流，这样才可能不被张主任问倒。林巧稚如果在查房时看不见实习医生，就要问实习医生去哪儿了。有一次，她甚至亲自拿了一个手术标本去找已经由妇产科转到内科实习的学生，让他看他管过的病人的手术标本。吴英恺要求年轻的外科大夫切皮是一条完整的直线，缝合每一针和每一针必须均匀流畅。名师出高徒，严师出高徒。这样严格的名师带出的医生不仅会学到了他们的经验和技巧，更会受到导师思想境界和人格风范的感染，将来注定会成长为一名好医生。
“严”体现在协和对规章制度的一贯坚持上。内科大查房在协和具有悠久的历史，从医学院创建至今已有80多年的历史，是协和典型一景，基本分为五大步骤：第一步是选择病例；第二步是准备病例汇报；第三步是病例汇报；第四步是自由讨论；第五步是大内科或专科主任总结性发言。几百名协和医生集思广益，百家争鸣，为一个病人会诊，解决病人诊治中的疑难问题。如此高水平、如此热烈的临床病例讨论景象现世罕见。这五大步骤坚持了八十多年，每一个环节都认真严格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绝无后来学术沾染上的浮躁、作秀、走过场的色彩。它的生命力如此顽强，令不少圈内人惊叹，并被它背后散发的力量所震动。正是协和人视“做学问”为命根子的信条，正是组织者理想主义的坚韧，让这一制度历经八十余载而生生不息。正是这种坚持，成为成就协和的重要原因。
其实，“严”还体现在协和的其他好多方面，由于看得也是囫囵吞枣，在这里难以一一赘述。联想到我工作的企业也经常把“严字当头”挂在嘴上，可我们的“严”不具备协和的那种“魂”，是机械的、冰冷的和运动式的，所以其产生的作用和效果也只能是有限的。
摘抄其中一些精彩的句子，算作对自己感触最深地方的记忆。
1、公平诚实地去赚你能赚到的钱，尽可能地攒住钱，然后尽可能地给出去。
2、钱要用在“关键拐点”。
3、世界一流大学成功的主要原因是：招聘最好的人，并让他们开心。（孔宪铎—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
4、三份治疗，七分护理。
5、在正式接触医学之前，非常重要的是——准备一颗人文心和一副科学脑。
6、教育不能再是把水桶灌满，而要把火点燃。
7、“出成果”和“出人才”这两个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重视“出人才”，才能不断“出成果”。
8、多看、多思、多帮，最后达到多能。
9、使一个人成功的是天分加努力，使一群人成功，是科学的系统。
10、智力弹性。
11、“满足”是一切学术堕落与退化的原因，“不满足”是一切学术发展与进化的秘诀。
12、生命的泉，即使拌和着血和泪，也要在自己的国土上流淌。
13、病历是有历史意义的公共财富。
14、从事物的联系性、整体性看问题，以矛盾统一的观点分析综合，注意时空的连续性和扩展，动态地观察和看待问题，注意共性与个性，学会对比分析、综合推理，处理好观察与思维的关系，以及原有知识和经验的运用。
15、如果医生不对自己有所要求，医学就不会发展。
16、有一些人，他们有不错的想法，但由于不够专注，这些想法也就渐渐被遗忘了。
17、虽然我的白大褂是洁白的，但我的内心是不干净的，主治大夫虽然弄脏了白大褂，但他的心灵是干净的。
18、病历是写给别人看的，而不是自己的笔记。必须让别人看的准确、明了、舒服。
19、一个好医生，仅有水平是不够的，还得愿意承担一定风险。
20、医学本身其实是不难的，无论是外科手术还是内科处方，都是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但要想成为一个好医生，尤其是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好医生，恰恰是医学知识以外的东西起决定性的作用。比如那种良好的沟通交流能力，那种对病人的深切同情心，那种看似在重复劳动中发现新问题的洞察力，甚至是危机来临时的那种勇敢，都不是医学知识本身所能教给你的。
协和医事读后感（二）
2007年12月初，我到北京大学参加一个研讨会，晚上在中关村图书大厦购得一本《协和医事》（讴歌编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10月出版），看后感触颇多。
本书通过协和的建立、协和的教育、协和怎样服务社会、协和人九十年（1917——2007）的传奇故事，展示协和文化、协和精神和协和传统。作者本人是医学博士，毕业于协和医科大学八年制医学系，毕业后赴美国，在俄亥俄州立大学从事抗结核药物课题研究一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从事血友病的基因治疗研究两年。2002年回国后投入抗肿瘤生物类新药物的临床研究。现任职某制药公司。
北京协和医学院是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投资建立的，其“志在世界一流”的办院宗旨绝非今天大学运动中的空洞口号。她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医学大家，他们每一位都撑起了中国半个世纪的医学世界。这些人有我们耳熟能详的黄家驷、林巧稚、吴阶平、张孝骞、吴英恺，等等。
一个世纪前，英国思想家怀特海认为，进入大学的学生状态应该是：“在中学阶段，学生伏案学习；在大学里，他应该站起来，四面嘹望。”进入协和的年轻灵魂，在协和育才模式里，得以用科学的思维突破束束缚、自由观察世界，而身边许多大师营造的浓厚学术气氛，则赋予了他们内在的崇高和自律，天长日久，人格得到塑造，变得完整。老协和的许多老师是“大师”，他们聚集在协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气氛。身在其中，耳濡目染，久而久之，气氛上身、入心。有人说：“协和的学生不是教出来的，而是熏出来的。”
细分起来，协和的“熏”有三重境界：
一是“一对一”，协和曾经有导师制，不仅导医术，还导道德；
二是大师聚集在一起，形成浓厚的为医文化和学术气氛；
三是气氛的保障，一套严格的制度和系统，保证相对的自由和独立。
探究协和为什么能够培养出高质量人才的原因，从吴阶平的回忆中或许可以找到答案：
“我在协和一二年级时，虽有个别科目学得较好，但总的来说，成绩平平。三年级开学不久，我因患肾结核，动了手术，休学一年。那时，协和的学术空气十分浓厚，定期开展学术活动，其中有属于教师阶层的活动，有属于医学院的活动，有属于各门学科的内部活动。医学生有权自由参加各类学术活动。我充分利用了这些机会，虽然对很多具体内容并不理解，但耳濡目染，得之于心的东西却不少。例如：研究工作中的科学态度，客观评价前人的贡献，有条理地分析和归纳实验结果，论据充分地阐明观点以及预测学科在某一领域中的发展等。我听过许多著名专家的精彩报告，在他们的启发下，我又阅读了一些享有盛誉的外科学者的传记。这一切大大提高了我的学习兴趣，也教给我不少思考问题的方法。三四年级开始临床实习，这个阶段主要不是靠死记硬背，而是要理论联系实际，靠思维能力。我学习比较主动，成绩突飞猛进，出乎教师和同学的意料，一下子名列前茅。”
按照一位哈佛医学院教授的说法，一位医学生在医学院里应当完成五个方面的成长：知识的增加、躯体的成长、情感的成熟、社会判断和道德操守的提高。但在中国，全社会对高等医学教育的问题，很少给予关注，但却对从这里培养出来的医生质量，寄予了过高的期待。
内科专家张孝骞一生并没有留下宏篇大著，但是随身携带的小笔记本倒是积累了很多。“文革”中，他的宝贵财富——五十多本写有密密麻麻病案资料的小本，随着三次抄家荡然无存。“文革”后他重又拿起笔记录，即使在右眼已经失明、左眼一尺以外已看不清人影的情况下，还要靠着药物维持视力继续记录，总数达五十六本。此外，还有一些零散的纸片记录，加起来他差不多记有一千多个病例。
张孝骞的学生鲁重美在《难忘一事——回忆我的导师张孝骞教授》中描述了这五十六个小本和四盒卡片：
“整理张老的遗物时，我又见到了那些我所熟悉的小本本，那是张老亲手记下的一些复杂、疑难病例，多附有随访结果及有关文献的出处。密密麻麻的字迹，凝聚着张老的心血和汗水……身边的桌子上堆放着四个大小不等、质地不同的盒子，一个旧铁盒，一个长木盒，两个厚纸版做的鞋盒，里面装满了张老长年积累的文献摘录卡片，英文的、中文的，分门别类，井然有序。(www.lizhi.com)新旧卡片参差码放，泛黄的、褪色的、毛边的旧卡片是老人早年从医生涯的艰辛写照，而更多的新卡片却展示了老人永不满足、不断向医学领域冲刺的不倦精神。只有科学的天平才能平衡——一头是不起眼的小本本和几盒外表破旧不堪的文献卡片，一头是协和泰斗、医学巨匠。”
说到协和，不能不说到大名鼎鼎的林巧稚大夫。林巧稚的弟子、今日的协和妇产科名家郎景和，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科学家也许更多地诉诸理智，艺术家也许更多地倾注感情，医生则必须把冷静的理智和热烈的感情集于一身。”在今日关于林巧稚的文章中，常常会提到她的这句话：“健康应从婴儿抓起，我一辈子没有结婚，为什么呢？因为结婚就要准备做母亲，就要拿出时间照顾好孩子。为了事业我决定不结婚。”
虽然她自己没有结婚，没有孩子，但经她手接生的孩子千千万，人们给了笃信基督教的她这么一个称谓：不曾做过母亲的“万婴之母”。她为林徽因、冰心这些文化名人接生过孩子，也给周恩来夫人、朱德夫人、彭真夫人看过病，她更为众多社会上的普通妇女治过病接过生。就象康克清在一篇回忆林巧稚的文章中说“她是看病，不是看人”。
在梳理九十年协和的脉络之时，一些当今医疗存在的问题，对照过去也许就有了答案和启迪。这也许是读《协和医事》，可以给生活在今天的为医者和虽不为医但需要看病者的更多效用。
《协和医事》是一本好书，值得一读。